国际政治研究生，国际政治研究生就业方向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3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实证研究部分、脚注与参考文献。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内容提要】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国际化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化过程，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则没有历史先例。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强调国家和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缺乏相应实证支撑。鉴于此，作者以政治稳定性为切入点，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于货币国际化的作用，发现政治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对该货币的支持程度，还通过货币信心渠道、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影响了该货币国际化水平。政治稳定性上升可以降低货币发行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增强货币信心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增加资本管制政策的独立性，进而推动货币国际化水平。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国内冲突、国际冲突和政治风险指数作为政治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使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政治稳定性对1970-2020年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影响。研究证实了政治稳定性影响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并发现政治稳定性更多通过影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资本账户开放度以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上述结论对于协调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全方位多角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启示。
一 引言
对于政治因素是否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经济学研究观点存在分歧。一方面，历史经验以及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表明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大部分经济学研究观点认为货币国际化是由纯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化过程，政治因素在其中不起作用。虽然有少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从理论层面指出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据支撑，关于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长期由主流经济学者主导。本文以政治稳定性为切入点，试图将政治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计量分析回答以下问题：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有何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指出政治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还会通过货币信心渠道、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对货币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更进一步说，本文以国际储备货币份额为研究对象，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
本研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两个周期，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处在第二阶段的上升期，尚未超越第一阶段的波峰时期，即2015年年初的水平。总结经验教训可知，除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资本账户开放等经济层面的不足外，中美竞争加剧以及国际政治互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我们从政治角度出发，综合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因素，提出更为完善的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
二 文献评述
国际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通过对美元、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历史进行简要分析，证明了货币国际化都是市场自发实现的，而不是由政府或民族情绪推动进行的；经济规模、货币信心和金融市场深度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在另一项研究中，弗兰克尔将影响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因素概括为基本面因素（产出和贸易水平）、货币信心（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网络外部性四类。这成为研究该问题的基本框架，后续诸多研究均遵从该框架。
当然，部分经济学研究注意到了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但仍然局限于对总体影响的考察。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考察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实力等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如彭红枫等人将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实力加入动态面板模型中以考察二者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实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货币国际化。沈悦等进一步证实了彭红枫等人的研究结论。龚秀国和于恩锋则实证考察了联盟关系的不对等会对联盟内各经济体货币国际化水平产生的不同影响。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在西方国家组成的联盟关系中，美国由于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处于强势地位，其他西方国家则处在弱势地位。这种不对称的联盟关系赋予了美国“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虽然其他西方国家获得了美国的军事安全保护，但必须接受美元的国际地位等诸多限制。其他西方国家在尝试推进本币国际化时不得不对由此产生的军事安全损失和收益进行权衡，联盟关系反而成了这些国家货币国际化的掣肘。日元国际化以失败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美元区；欧元在中东地区始终影响较弱，也主要受到美国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货币国际化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不满。早在1971年，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就对仅从经济层面分析英镑国际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需要建立一种“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理论”。按照货币权力的不同，斯特兰奇将国际货币分为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协商货币和中性货币四种，充分体现了各类别国际货币的国际地位和货币权力。李巍指出长期从市场角度进行纯技术性分析使得关于国际货币竞争的既有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货币国际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还受制于广泛的国际政治因素。戴维·安德鲁斯（David M. Andrews）等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也指出货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各国竞争、限制和占有国际货币权力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其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陈雨露等指出货币国际化是国家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谋求货币国际化的动力不仅仅源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权力特别是大国霸权也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王湘穗从币缘政治角度阐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指出币缘政治的核心是控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分析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弗兰克尔指出美联储的建立是少数精英的自发行为，是为了应对金融恐慌而非实现美元国际化；在论证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他也绝口不提政治因素的推动作用。相反，众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美元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政治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通过历史分析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国家对货币国际化没有帮助，国家是否支持对货币国际化的结果至关重要。崔亨奎（Chey Hyoung⁃Kyu）则重点说明了国家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国家决策者和美联储在美元崛起中的重要作用。杨玲通过对英镑国际化历史的考察，发现英国强大的海权为英镑的流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阿蒂什·戈什（Atish R. Ghosh）和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镑衰弱的原因，发现政治因素而非市场因素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亨里克·普拉斯切凯（Henrik Plaschke）指出，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依赖制度和政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典型案例。美国一方面以巨额贷款和经济援助为条件迫使英国答应签署以“怀特计划”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取消英镑区的英镑／美元兑换限制等，造成了英镑大幅贬值和国际地位快速滑落；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竭力对其进行经济渗透和控制，强化欧洲对美元的依赖性。同时，美国还通过政治军事联盟和海外驻军维护美元的核心地位。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达到高峰。1967年，美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000多个军事基地，驻军及家属近百万人，占美国军队总人数的1/4。直到现在，美国依旧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00多个军事基地。研究发现，有美国驻军或与美国签订防务条约的国家的货币基本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
欧元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体现了政治因素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1999年欧元诞生时，人们曾对其替代美元的地位充满期待，但欧元国际化的现状令人倍感失望。研究表明，欧元区缺乏承担国际货币角色的区域内制度支撑，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欧洲军事实力的不足和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同样不利于欧元的国际化水平取得突破。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确立及争夺是大国博弈的目标之一，所有成功的国际化货币均高度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国际秩序，该秩序的建立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而国际政治博弈依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可以说“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做后盾，军事力量则是政治主导权最直接的体现方式”。
在理论层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政治因素的内涵、总体影响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梳理。首先，政治因素主要包含政治联盟、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实力四个方面。李权研究了安全联盟对汇率制度和货币锚选择的影响，发现加入防卫条约的国家会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并盯住其盟国。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选择汇率安排时更有可能与其军事盟国挂钩。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指出，虽然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下降，但各国脱离美元的地缘政治意愿并不强烈，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货币盯住均会受到同盟关系的影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则重点探讨了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他指出，政治制度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有促进和不确定两种观点，相较于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性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赞成者的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度往往会遵守对选民的承诺，政府人员会受到更多的监督，进而最有能力做出发展深度和流动性金融市场所需的可信承诺；同时西方民主制度更容易遵守对国内外债权人的承诺，在国际上保持良好的形象，进而使人们对其货币抱有信心。反对者的理由是，现实中很少有证据支持西方民主制度促进货币国际化的结论。如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发现，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主权债务的利率几乎没有下降的迹象。与政治制度相比，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如英国和美国政局的长期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进程。马丁·麦圭尔（Martin McGuire）和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政权在公共领域投资的意愿会随着其执政时间的缩短而减弱，苏拉菲尔·吉尔玛（Sourafel Girma）和安贾·肖特兰（Anja Shortland）则通过统计分析证明了政治稳定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
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政治因素在货币国际化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重新审视了斯特兰奇的国际货币概念，提出了政治因素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的理论框架。他指出，政治因素既会对货币国际化水平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的经济因素———货币信心、流动性和货币交易网络———对货币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崔亨奎进一步总结了这一框架，强调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和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第一，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研究忽视了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虽然有个别学者运用计量方法对政治稳定性和政治联盟的作用等进行研究，但仅关注其总体影响，缺乏对政治因素影响机制的探讨。第二，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政治因素的内涵、总体影响和影响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但缺少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外汇储备货币份额作为货币国际化的代理变量，尝试引入政治稳定性（即国内冲突、国际冲突和国家政治风险），从总体影响和影响机制两个角度对政治稳定性影响货币国际化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将政治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影响机制进行计量分析；二是在研究结论上，本文发现了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渠道，这对充分认识政治因素在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以及合理利用政治因素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三 理论假设
斯特兰奇指出，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的形成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英镑区的英镑和法郎区的法郎，而顶级货币的形成主要受经济实力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事实上，除中性货币外，所有货币均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只是影响幅度不同。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美元不再是顶级货币，除瑞士法郎等个别中性货币外，国际货币基本都属于协商货币范畴，均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稳定性作为政治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吸收斯特兰奇和赫莱纳的研究成果，分析政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一）政治稳定性的直接影响
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国家对货币国际化的看法及推动作用上。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体现了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斯特兰奇指出，宗主国可能将其货币强加于殖民地或从属国，该货币被称为宗主国货币。宗主国货币具有显著的政治含义。随着宗主国政治稳定性下降或者政治风险上升，该国货币会由顶级货币退化为协商货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镑。
宗主国的政治稳定性会影响协商货币背后的博弈结果，进而影响该货币的国际化水平。协商货币形成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考量较为复杂。协商货币发行国决定促进或阻碍其货币国际化取决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包括货币国际化的获益部门和受损部门之间的冲突、决策者对货币国际化收益和成本的看法、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行为等。在货币国际化的初期和衰退阶段，当货币的内在经济吸引力不足以使其成为顶级货币时，国家在其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可能尤为重要。如20世纪初期，美国决策者鼓励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国家增加对美元的使用。协商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性是国内部门冲突、发行国和盯住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发行国国内政治稳定性越高，该国越有可能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决策，得到国外支持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货币发行国政治稳定性越强，政治风险越小，则该国货币越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而一个国家是否支持使用外币也可能受本国政治稳定性程度的影响，国内各利益部门的压力、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与本国政治稳定性密切相关。本国政治稳定性越弱，则越有可能通过盯住他国货币的方式对他国示好并争取其支持。如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为获得美国的“核保护伞”，20世纪60年代在美元风雨飘摇之际，联邦德国和日本依然选择增持美元储备、帮助美元渡过难关，而没有选择推进本币国际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１。
假设1：政治稳定性会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货币发行国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会使该国就推进货币国际化形成合力，从而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
（二）政治稳定性的间接影响
相关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会通过货币信心、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等经济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这些因素均与货币国际化水平正相关。
1.货币信心渠道
相关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可以通过提升货币信心来保证其货币国际化水平。根据门齐·钦恩（Menzie Chinn）和弗兰克尔的研究，一种货币的信誉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分别体现为通货膨胀和汇率两个指标的变化。作为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货币，国际货币应该有相对稳定的币值，否则人们会因为信心动摇放弃该种货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可能不仅来自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基本面，还来自其政治稳定性。货币发行国的军事实力、国内国际冲突数量等都是其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较少的国内国际冲突反映出该国政治稳定性的提升，进而推升了市场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例如，虽然美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债务负担严重以及经常性账户赤字等经济问题，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美元依旧是主导货币和危机发生时的避险货币。相反，虽然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振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但欧洲无力在货币事务、政治事务以及安全事务上独立且统一地发挥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
需要说明的是，军事实力和战争对货币信心产生的影响稍有不同。军事活动往往是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越强的军事实力自然对应着越强的货币信心。而战争对货币信心的影响因战争结果的不同而不同：战争胜利往往伴随着货币信心的提升，战争失败则预示着货币信心的滑落。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政治稳定性会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政治稳定性的提升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稳定币值、提振货币信心，进而提升货币国际化水平。
2.金融市场渠道
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可以通过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流动性来提升其货币的国际化水平。以本币计价的发达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给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避险产品，还能保证市场的流动性，这对于货币国际化而言必不可少。吉尔玛和肖特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国政治稳定会提升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一方面，政治稳定性的提升直接反映一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国内国际冲突的减少和国内各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下降，能够稳定该国通货膨胀和长期汇率水平、提升货币信心、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另一方面，政治稳定性的提升表明国家可以更为完善地处理国内矛盾，避免政策朝令夕改，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政治稳定性的提升可以提升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进而提升货币国际化水平。
3.资本流动渠道
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一国货币占比以及国际投资者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是衡量该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该国国际资本流动或者资本管制程度会影响这些指标的变化。因此，有学者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理论上，政治稳定性不仅会显著改变一国的资本流动状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两者共同对货币国际化水平产生影响。一方面，随着本国政治稳定性提升和政治风险下降，国际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信心将提振，外国资本流入本国，持有的本币资产增加，货币国际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稳定性的提升，该国可以独立实施资本流动性限制政策，在国际环境较好时放松资本管制，提升货币国际化水平。相反，当本国出现政治动荡或政治风险上升时，资本往往大幅流出，资本管制收紧影响该国的货币国际化水平进程。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会提高本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进而提高货币国际化水平。
四 计量模型、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二）变量选取（三）数据说明
五 回归结果分析
（一）中介效应检验（二）中介效应分析
六 结论
本文认为，弗兰克尔的研究有两个误区：一是忽略了政治因素对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二是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回避政治因素的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政治因素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货币国际化，还通过影响经济基本面和流动性等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本研究以政治稳定性为研究对象，将国内冲突、国际冲突和政治风险指数作为政治稳定性的代理变量，通过对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五大货币1970—2020年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变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从其中介效应或影响渠道来看，政治稳定性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对货币国际化水平产生影响。在理论层面，政治稳定性会显著影响货币信心，但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的显著性水平更高、力度更大。一方面，国内冲突数量的增加会降低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进而对货币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国内冲突对货币国际化造成的影响完全由中介效应传导，其中，金融市场发展渠道占比为35.401%—41.370%，资本账户开放占比为58.630%—64.599%。另一方面，国家政治风险的下降会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进而显著提升货币国际化水平，具体影响机制是：国家政治风险的下降会提升货币信心，导致资本流入，进而对该国金融市场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流动性渠道占总效应的占比为14.286%—70.000%。
上述结论不仅是对弗兰克尔观点的有力反驳，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应重视政治稳定性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保持政治稳定性需要降低国家政治风险以减少国内冲突，关注国计民生以保证社会经济状况的平稳发展，具备强有力的军事实力以保证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第二，要注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资本账户开放和基本面等经济因素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保持经济基本面的基本稳定。虽然本文的主题是探寻政治稳定性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但并不否认经济因素在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相反，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不仅可以提升本国的政治影响力、政治信誉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而且可以减少国内出台某项政策的阻力，进而独立实施有利于本国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同时，经济基本面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始终保持政治稳定性、坚定不移推进国内金融开放、有序开展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始终保持国内经济基本面稳定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国际政治研究生(国际政治研究生就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