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考研，人类学考研院校排名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互联网广泛影响的当下，物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实存之物从现实生活搬移到网络世界中，而且还出现了大量虚拟之物。从人类学对物的研究脉络出发，虚拟物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实存物以及传统社会文化中既有虚拟之物经由二进制数字运算转化而生成的物，是在数字操作系统中借用各类元素编码而成的物，是一种以数字化信息文本为呈现方式的意义之物。对虚拟物的探讨，帮助人们重新理解物与技术的关联，进而思考物与人的关系。通过观察和阐释虚拟物的社会生命，可以为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野。从新闻传播领域来说，虚拟物的研究，也会拓展该领域对人和技术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中微小议题的关怀，为新闻传播学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努力提供一种尝试。
作者简介
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黄博，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文化传播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的在地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BXW035）阶段性成果。
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对物有其论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春秋时期/2017：711）。《说文解字》说：“物，万物也。”（许慎，段玉裁，汉、清/1988：53）对物的诸多表述构成了“中国前现代思想传统用以描述现实生活经验和实存的基本概念”（赵强，2016：43）。物和人们对于自身的确认和表达有关系，人只有把自己置于物的体系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进而打开生活的视野”（赵强，2016：43）。物的研究在多学科的视野下各有展现，以西方传统人类学研究为例，物作为认识他者文化的重要途径，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由此形成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传统人类学中所关注的物具有其显著特征，即物主要是作为实体状态而存在，当然，对物存在形态本身的关注也并非人类学研究最终的目的。通过对物的讨论，人类学指向的是和物有关的文化表征与对文化主体的界定。
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广泛渗入的当下，我们看到物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实存之物从现实生活搬移到网络世界中，而且还出现了大量虚拟之物。诚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没有虚拟物的存在，但是，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物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值得探讨的是，这些网络化的虚拟物关乎我们的日常经验与文化的建立，涉及到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意义生产的改变。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透过网络中的虚拟物去重新理解它们与人的关系？进而探讨以人类学体系为代表的相关领域中物的民族志的研究方向，以及对网络化时代虚拟物研究的启示意义。数字时代关于互联网的人类学式的研究已持续较长时间，除了对网络形态中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和文化事项等现象的关注外，很多分析多在田野空间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推进和反思等方面着墨。相较而言在互联网研究对象的拓宽与挖掘上有所薄弱。因此，借助对互联网虚拟物的分析，可以厘清线上线下物的运转逻辑和变化，为阐释互联网时代下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及人与物的文化意义做出推进。鉴于此，本文无意通过对虚拟物的研究建立一个学科的边界，而力图通过物的存在环境或结构的变化，以某个切面去探究其背后的意义及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
人类学脉络中的物
及其对互联网人类学的启示
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物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物的“使用及形态的差异性使物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靳志华，2014），通过对“实物背后所包含的‘人’的活动及文化过程 ”进行研究（庄孔韶，2002：153），从而使“‘物品’来再现‘文化’”（庄孔韶，2002：153）。简单讲，传统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路径展开，即物的标识、物的交换、物的分类与象征。
从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物被看作标识的存在。该学派凸显了以物为载体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认为生存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摩尔根，1887/2005：9-12）。美国历史学派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历史特殊论，认为各地区有独特的发展变迁过程和逻辑，各地区文化受历史线索的影响和塑造（夏建中，1997：294）。基于此，之后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认为文化特质是划分文化区域的依据，当不同社群与不同文化特质重叠时，与之相对的不同团体在食物区域、织物区域、陶器区域等地理空间中被呈现出来（和少英，2003：36）。
伴随法国社会学学派、英国功能主义等学派的出现，物的交换研究路径也由此形成。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库拉圈”进行了考察，认为物的流动和交换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建立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并形成生存保障，而且能够满足人们在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运转体系环境中的心理需求（马林诺夫斯基，1922/2002：354-361）。事实上，已有不少人类学家围绕“夸富宴”进行过分析，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夸富宴”是一种“整体呈现”，其囊括了宗教、道德、法律、经济、社会形态（莫斯，1923/2002：19-22）。
物的分类与象征的研究路径在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和诠释人类学相继问世后出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强调不仅要关注社会表象或经验在表层结构中的直接传达，还要关注社会表象和经验背后所存在的深层结构，从而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列氏认为图腾作为一种由物种分类而来的象征符号，“是社会组织结构在观念层次上的映射”（周宗桑，2009）。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对恩登布人仪式活动考察发现“奶树象征着社会组织的原则和价值观，更象征着恩登布人社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马佳，2013）。美国诠释主义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同样也从象征出发，对巴厘岛斗鸡仪式展开深描，发现雄鸡是具有正面意义的男性象征，斗鸡的中心圈象征着男性的声望与地位（格尔茨，1977/1999：484-485）。“巴厘岛的‘雄鸡’以及‘斗鸡’仪式，是整个巴厘岛文化表述与社会结构的象征隐喻”（吴兴帜，2010）。
在以上传统人类学物的研究中，伴随不同学派的兴起，呈现了对物研究的不同特点和多维理解。当物作为标识时，进化论与历史特殊论学派把物的演变视为社会阶序递进发展和特殊文化区域存在的证据，将物放置于时间与空间维度中帮助人类构建谱系；当物作为交换品时，社会学与功能主义学派则从个人和群体需求出发，探索物在不同地方交换所呈现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整体间的逻辑关系，将物视为社会运转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当物作为象征存在时，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诠释主义学派则通过阐释赋予了符号和象征意义的物来理解社会深层结构及文化意义。可见，人类学视野中对物的理解常常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等内在和深层的意义相关联，对物的理解，成为人们理解社会与人自身的一把“钥匙”。
时至今日，虽然传统意义上物的人类学研究仍旧继续，但不得不提的是，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出现，在技术形态的影响下，物的存在形态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与表现，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在于虚拟物不断形成。这些虚拟物大致包含两类：一类是线下实物拓展至线上形成虚拟形态的物，另一类是由网络元素直接构成从而生成线上空间虚构的物。这些由实物拓展至线上的虚拟物依旧携带着传统人类学物的意味、功能和意义，只不过由于物的存在情境和形态发生了转变，实物在中介化为虚拟物的过程中发生了新的改变，具有了新的互动方式和意义表达。而线上空间直接生成的虚拟物也并非纯然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作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新形态的物，它们依然可以结合社会文化和结构从而去寻求和理解自身存有之方式。
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中的虚拟物依然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相脱节。我们认为，从过往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人类学物的研究脉络能为当下虚拟物的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带来启示。首先，不论是实物变为虚拟物，还是以全新形态存在的虚拟物，不同的时空情境仍可以为人们去追溯物的形成、发展和转变过程提供特定的线索和条件。另外，虚拟物的交换背后也蕴含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关系建立的过程。最后，线上空间中的虚拟物可以被赋予符号意义，作为虚拟象征物存在。这些变化，为互联网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和内容拓展带来启发。
而从具体研究过程来看，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可从书写方式和调查方法上为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下虚拟物的探索提供借鉴意义。一方面，传统民族志强调“人类如何在物质上附加属于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注重“物的认知前提和实践逻辑”（彭兆荣，葛荣玲，2009）。在虚拟物的研究中，民族志可为呈现虚拟物背后的社会和文化逻辑提供书写方式和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民族志也可为虚拟物的研究提供具体方法和理论基础。针对虚拟物展开田野调查，除了对虚拟物本身及其“生命史”进行研究之外，与虚拟物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依然是重要的田野研究对象。在操作性层面，传统民族志也为虚拟物的研究和展开线上线下田野调查的方法提供了参考价值。
二
理解互联网的虚拟物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物的讨论主要从主客二分转向为主客互构，物从直观客体转为具有能动性的客体，人与物之间被认为具有十分紧密的互动关系。从物的形态转向来看，一方面，学界由对实物资料的关注转向对物质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媒介本身更具多样性，学界对物的关注也随之从过往的实存物拓展至虚拟物，或是虚实共存的聚合物。基于这一系列的物的转向，对当下互联网时代中出现的大量不同形态的虚拟物进行深入理解就显得很有必要。
虚拟之物早已有之，不论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还是日常表达中的金山银山，都具有真实存在的意义。因为，人作为理念的动物，“除了追求真理之外，还有道德伦理、实用功利、宗教信仰、炫美艺术方面的丰富内容；缺少了这些非认知价值，认知理性的维度不仅是苍白贫乏的，而且是缺乏根基的”（刘清平，2020）。也就是说，“存在”问题具有客观与主观两层内涵，如果忽略了理念动物的认知需要，仅从认知理性的角度讨论事实的话，则遮蔽了“以虚拟幻象的形式的确存在于某些人心中的事实真相”（刘清平，2020）。所以，对虚拟之物的理解，则立足于“实然是”与“应然是”在动态变化的目的和情境中的相互交织或分隔。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虚拟之物不论在数量还是在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虚拟物在当下也变得更加普遍。从已有相关文献来看，童德华把虚拟物视为一种财物，认为虚拟物是“一切存在于特定虚拟环境中，不能脱离此环境存在的物品”（童德华，2019）；从相似的视野出发，刘菊华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是网络空间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其中包含了虚拟人、虚拟货币、虚拟他物（刘菊华，2004）。齐爱民则认为虚拟物“存在于网络空间，以一定的媒介材料为储存介质，保存在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器上……虚拟物是一组数据信息，是保存于服务器上的‘电磁记录’”（齐爱民，吕光通，2005）。我们认为对互联网中的虚拟物的讨论应主要围绕数字操作系统中以图文声像形式呈现的虚拟本体而展开。本文所指虚拟物则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由分子或元子构成的、由各类元素组成的实存物，经二进制算法实现了虚拟形式的存在。第二类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以过往媒介方式存有的虚拟之物，经二进制算法拓展至互联网虚拟世界，并实现了双重虚拟形式的存在。第三类则是直接在数字操作系统中，融合各类元素，以编码形式创造得来的虚构之物。当然，这三类虚拟物都需要在特定环境中与人、技术、社会形成互动并产生存在的意义。需要区分的是，这里的虚拟物与当前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分析重心有所不同。而本文与其差异就在于，虚拟物的提法更在意数字情境中具有普遍概念的物的文化性、社会性、技术性等。从具体对象来看，本文讨论的虚拟物是从传统人类学物的研究脉络出发，基于相关物的数字化转向形成的纯然虚拟之物、由传统物延伸出来的虚拟之物，以及由意义再造而形成的虚拟之物等，强调的是一般概念中的虚拟物在当下数字社会情境中体现的不同关系以及社会意义。鉴于此，本文对数字化情境中的虚拟物定义为：互联网背景下的虚拟物是实存物以及传统社会文化中既有虚拟之物经由二进制数字运算转化而成的物，也或是在数字操作系统中借由各类元素编码而成的物，是一种以数字化信息文本为呈现方式的意义之物。
结合网络中虚拟物的呈现样态，借鉴传统人类学中对物的分类，我们可大致将这种虚拟物分为物自身、交换物、象征物三种类型。相较而言，虚拟物自身的范围较广，可以是从线下拓展至线上的动物、植物、自然物、人工制品等，也可是在网络空间纯然虚构的各类形态的物；虚拟的交换物则多表现为具有实在经济价值的虚拟货币形式，以及其他可用于在交换过程中满足人们线上实践需求的各类形式的虚拟物；虚拟的象征物则主要指代那些被赋予了符号价值并形成了对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虚拟物。
当然，这类物不仅在线上世界客观存在，还“拥有无可否认的主观上的真实存在，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刘清平，2020）。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复杂情境和各种关系的叠加，让虚拟之物在网络化的体系中变得具有特定意义。在互联网中，某些物是被创造出来的，是原先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虚构之物。其一，虚构之物虽无法在现实中寻求完全的对应，但极可能是实存元素的融合，是多种元素融于一体而形成的新形态的虚拟之物。其二，从过程性的角度来看，若此物是纯然虚构之物，无实存对应。那么，也不能排除这种虚拟物延伸到物理空间成为实存之物的可能。而一旦发生这种变化，虚拟之物也具有了新的生命和意义。由此，当下虚拟物的存在不仅能让互联网虚拟世界中的“参与者以主观互动的形式获得类似于现实经历的感受体验，以满足那些在非虚拟氛围下难以满足的非认知需要，弥补参与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身临其境的缺失遗憾”（刘清平，2020）。同时，也使得这些被数字情境中介化了的虚拟物反之延伸至线下，丰富着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实践。
所以，互联网中的虚拟之物并非与线下实存之物相互区隔，而是一种彼此构成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意味着虚拟之物既可以继承也可以突破过往传统人类学对物的理解。一方面，技术革新带来了社会事物运转方式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消解。基于此，对互联网虚拟世界与物的考察也不能忽视过往事物的运行方式和逻辑。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与现实形成差异，虚拟空间和线上实践方式营造出了新的情境，人类行为方式受其影响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我们可以沿用此思想，进而看待具有能动性的实存之物变为虚拟之物时在互联网世界呈现出怎样的社会生命，建构出何种文化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旧物换“新颜”，乃至新物的出现。而“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鲍德里亚，1968/2018：5）。也就是说，研究者应从技术性层面对虚拟之物展开描述，进而形成一种经验性研究与本质性考察的结合。通过考察“技术元”的不同组合方式来“研究其相互组合的句法，也可以研究种种物品和组合间的意义”（鲍德里亚，1968/2018：5）。对于传统人类学来说，虚拟之物所带来的突破则是：在技术的推进下，物物之间形成新的组合并与周遭产生联系，最终从技术体系走向新的文化体系。基于此，物作为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行动者”，在人类学研究中呈现出了自身价值。研究者可通过虚拟之物来捕捉新时代日常生活细节中的重要面向，并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当下象征性、社会性意义带来新的可能。
三
数字化情境中的虚拟物研究
当下，互联网空间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线下日常实践的新情境。首先，从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操作系统来看，技术构建的虚拟化操作界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实践场景。网络空间的特定形式与实践规则形成了不同于线下的场景，数字系统供给人们操作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有着巨大区别，虚拟空间的直观呈现是“页面”，人们通过点击“页面”中的各类图标实现内容的链接，从而在数字化文本中以接受和创造信息的方式展开互动；其二，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可供使人形成多样的实践可能，但技术的可供也创造和限定了人类使用媒介设备的方式。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人们只能通过具身方式操作设备并形成指令，进而获取和传送信息；其三，网络空间中的活动主体形成多样化的交往互动。由于处于线下日常实践中的主体无法实现各类时空的任意在场，主体实践受到限制的同时，也使其无法参与更多交往互动。而互联网技术的可供能够让主体通过媒介设备同时在场于各类虚拟场所。另外，其虚拟身份对现实身份的遮蔽使得自我呈现更为丰富。这就意味着来自不同时空的人可以按照自我意愿参与不同主题的互动活动；其四，相比线下，线上虚拟空间形成了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指涉了线上线下的人、物、技术、社会的关系。
在这些变化下，从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对虚拟物的研究和分析。从虚拟物自身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在对网络趣缘群体、社会交往、跨性别群体、城市传播等相关议题和领域的研究中，涉及到不同的物的对象，如迷你四驱车、表情符号、身体、防疫健康码等。以网络趣缘群体的研究为例，有学者关注迷你四驱车从线下拓展至线上成为虚拟的回忆之物，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青年群体的独特自我想象和代际经验，呈现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个体化结构（孙信茹，王东林，2019），这样的研究展现出物的线上迁移所带来的人们新的互动方式和新的关系缔结。以跨性别群体研究中的“身体”为例，Tobias Raun把多个跨性别个体的自我身体改造过程作为案例展开分析，认为跨性别者不仅通过视频记录自我身体变化，而且还将相关视频作为与同类交流的契机与方式，从而达到自我在同一群体中不断确定和强化跨性别身份的目的（Raun，2015）。在城市传播研究中，有研究者关注健康码的使用，将二维码作为一种与现实紧密勾连的虚拟之物，成为社会运转机制的重要部分（孙玮，李梦颖，2020）。
从虚拟的象征之物来看，所涉研究对象多以被赋予了符号和象征意义的虚拟物为主，这就必然会和消费文化、亚文化等话题相关。在一个关于网络“羊毛党”的研究中，研究者从中国社会文化中被赋予了占便宜之意涵的“羊毛”入手，发现在“羊毛党”中，成员们通过获取和传播商品优惠信息来促成群体消费行为，信息传播和实践行为在“薅羊毛”的符号意义中贯通一体并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符号仪式（周瑞春，2020）。有学者对复刻奢侈品在互联网销售平台中的展演进行了研究，当奢侈品以复刻的形式出现在互联网销售平台当中时，其作为商品以较为隐蔽地方式交易并在现实中使用，奢侈品原有消费逻辑被改变，“符号性与实用性平衡的消费逻辑”（姬广绪，2020）得以回归。也有研究者从亚文化角度讨论了国潮品牌的消费问题，发现国潮品牌成为了年轻人建构国家和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因素，国潮在青年人的消费和使用过程中成为了青年爱国的象征之物（邢海燕，2021）。
从虚拟的交换之物来看，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物的交换与流动，研究者主要从秀场直播、社会关系等话题出发，对礼物流动和红包交换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在直播秀场中，有研究者关注网络直播间中刷礼物的行为，讨论了直播间“礼物”的本质和意义。研究者提出粉丝为了让主播在竞争活动中获胜而形成一种传统“夸富宴”式的、具有挥霍浪费性质的赠送虚拟礼物的行为。新的情境和规则创生出了新的礼物流动逻辑。同时，与主播关联的资本方会以普通观众的身份为主播刷送具有造假性质的虚拟礼物来诱导其他真实观众产生经济行为（苏凡博，2021）。另外，也有学者基于这类礼物交换逻辑，对直播秀场中礼物交换行为提出了新的回赠方式。当直播间观众为主播“刷”礼物后，主播并不需要回赠传统实体性礼物，而是可以通过与观众进行及时的语言或身体互动来替代传统礼物回赠的模式，最终形成了网络中的私密关系（孙信茹，甘庆超，2020）。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微信红包在技术的支持下扩大了发红包的范围，但红包作为满足社会关系人情往来的功能从未改变，即仍可在保持传统红包功能的前提下建立更大范围的人际关系，从而积累个人社会资本（彭兰，2017）。这些研究和分析关注到了物的实践场景和实践方式所带来的改变。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它们可以被纳入到互联网人类学中虚拟物的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中，人们不仅继承了对传统实存物的理解，而且也在不断寻求虚拟物之于人类社会而言的新认知和新突破；研究者考察虚拟物与技术、人、社会间的关系，并在不同于现实空间的日常实践新情境中探索虚拟物如何形成人们新的互动方式和交往逻辑。研究者基于这类新的互动方式和行为逻辑，进一步分析虚拟物的在世存有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讨论无疑是具有意义和启发价值的。然而，对于已有的虚拟物研究来说，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层面还缺乏讨论。虚拟物和数字操作系统相较于传统实存物和现实世界不仅具有一定区别，而且，虚拟物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其与传统人类学或互联网人类学展开的研究也有不同。从这样的角度讲，需要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对虚拟物的研究再做进一步讨论。
四
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中虚拟物的分析与拓展
从理论拓展的层面来看，虚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物与技术的关系，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物与人的关系。人类学视野下的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技术与文化形式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对于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物而言，其存在更是有赖于技术的条件和支持。当数字技术广泛嵌入日常生活，数字技术不仅从多方面展示固有的社会文化形式，而且，数字技术更可以创造新的物的表达形态，构建新的文化形式。例如传统文化中的红包和礼物，在互联网的数字情境中，红包与礼物的物理性存在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里的物，“某种意义上已不再是原本的物或‘纯粹的物’，而是被信息化了的物”（肖峰，2013）。而对过去社会文化中并不存在的健康码来说，如今却成为现实空间中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移动的基本设施和要素，从而也创造了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有时，数字技术还不仅促发新的文化形式，也有可能造成文化的复归。就如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所言：“技术失灵的时刻标明的是一种挑衅，它要求给予应对，而且，这里已经清楚地表明，技术失灵也能引发回归。”（鲍辛格，1961/2014：60）
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作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伍德沃德，2007/2018：16）也应被纳入研究拓展范围之中。在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中讨论人与虚拟物的关系，其本意在于探究人、技术、文化间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人与物的关系讨论，更偏向于对人如何通过技术物建构意义来展开的讨论。意义的生成不仅来源于技术物本身的特质，而且也来源于固有社会文化和结构中的主体对物的认知和使用。在互联网与周遭紧密联系所构成的“各部分相伴相随及合同协力”（鲍德里亚，1968/2018：4）的系统结构中，虚拟物置于使用和文化情境中“成其所‘是’”（伊德，1990/2012：135）。一方面，在整体情境中，“技术为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形成了意向性和倾向，使用模式主要是在这里面成形的”（伊德，1990/2012：147）。但物以虚拟的形式在互联网线上空间呈现的同时也限定了人与虚拟物互动的方式。另一方面，除了技术提供行为框架和行动逻辑外，更重要的是，“定位整个现象的是文化情境”（伊德，1990/2012：149）。也就是说，当跨性别者展示身体变化过程的同时，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跨性别者在群体中的自我认同；复刻奢侈品得以在线上展示的根源在于本身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实现区隔和展示身份的功能；微信红包在线上的发放能在传统习俗的加持下形成更广范围的人际关系和连接网络。当人们依托互联网建构的线上空间与虚拟物相遇时，技术和文化带来了行为的可能与局限。也就是说，携带着新旧意义的虚拟之物虽然可以在新的呈现方式中与人互动，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局限使得虚拟之物只能在特定的文本中显现，其现象的最终呈现并非具有无限可能，而是一定程度受固有文化的影响。
在对物的研究方法中，传统人类学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进入对物的分析中，大多呈现对物的传记和社会生命的书写取向。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当物在民族志中以绵密的叙事被呈现出来时，“其产生、演变等自我说明的内在规律和变化轨迹”（彭兆荣，2010）则变得清晰可见。互联网中虚拟物存在的时空发生变化，在其意义转化和创生的过程中，网络的情境和特定场景如何推动物的意义的生成？新的技术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如何建立人们新的行为逻辑和行动方式？因此，对围绕互联网虚拟物的形成与意义建立的“过程性”“关系性”的考察，需要给予关注和分析。在这点上，民族志的考察和书写方式提供了参考价值。
五
以民族志的方法进入虚拟物的研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物质文化研究来看，物的民族志呈现出了对物的传记和社会生命展开书写的研究特征。例如，西敏司（Sidney W. Mintz）对糖的民族志书写，呈现了糖从美洲殖民地进入英国餐厅的复杂流动过程，并由此揭开了与之相关的生产、消费、权力问题的“面纱”（西敏斯，1986/2010：1-14）。王铭铭在《心与物游》中收录了香、糖、茶、水等物的民族志，基于历史脉络，对相关物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呈现出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变迁（王铭铭，2006：15-184）。相较这些研究，互联网时代中的虚拟物沿此路径又该如何展开研究？
首先，可以关注互联网中虚拟物的“生命史”。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中借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关于商品价值的论述，提出商品是被主体赋予了价值的物，不同主体对商品达成交换的同时，也形成了商品的社会生命（Appadurai，1986：16）。阿帕杜莱提出物的社会生命之观点，以物本身来探索物的含义如何“镌刻在它们的形式、用途和轨迹中，并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来看被赋予鲜活事物中的人类交易和算计”（Appadurai，1986：5），最终以物投射人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当物的身份转变过程得以被记录时，物的文化传记由此形成。“因此，像人那样以传记的方式来描述物的社会生命是可能的，一个丰富的物的传记，将会是理解文化认知和社会形塑力量的精彩切口。”（舒瑜，2007）在数字化的情境中，我们不能将虚拟物理解为全然抽象意义的存在，它们作为人造物的存在，围绕人对其开发、利用的过程进行追溯，可将物背后人的作用和影响重新发掘出来。对此，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我们重新去理解人造物之中物的成分，反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去遮蔽化的效果。”（章戈浩，张磊，2019）对虚拟物的社会生命展开追索，在研究中特别需要突破过去对信息技术研究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物的生命史的追踪记录，恰是重新发掘人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中作用的过程，可以实现对物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分析。
具体而言，对虚拟物的生命史展开研究，“需要重新思考设备和环境通过特定地方中的日常实践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一系列利益相关者设计环境的方式，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事物’的显著性”（Pink，Horst，Postill，Hjorth，Lewis & Tacchi，2016：104）。由此研究者可“借助互联网的表达和交流平台或工具来完成”（卜玉梅，2012），结合观察内容来看，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从“文本、图像或情感符号的观察以及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社会互动的观察”来展开（卜玉梅，2012）。在此，研究者可以借用线上和线下资料搜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展开民族志的书写。对于资料搜集来说，虚拟物的发明和创造与不同时期的人的使用与观念密不可分，文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能够为其发展演进提供基础性信息。而网络空间作为保存、传递信息的重要场所，为虚拟物提供了在不同的时间流转中留存和标注信息的便利，研究者得以考察虚拟物在网络情境中意义的生产、转换等过程。例如有学者获取消逝的网站故事，就从在线论坛、网络社区、博客和微博中检索这些资料（吴世文，杨国斌，2018）。
当然，基础资料的收集并不能让研究者完全“理解它们的文化信息，也不会深入思考和试图深入理解”（库兹奈特，2010/2016：114）。所以，调查者还应在线上线下融合深度访谈法展开参与式观察，为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提供支持。借用克里斯汀·海因（Christine Hine）的观念来讲，互联网带来的流动性相比过去较为强烈，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现象中跟踪研究对象，但需抵制这种移动，以便于沉浸于某一意义框架中（Hine，2015：13-18）。她认为研究者要浸入到田野之中，“尽可能地参与到参与者的活动中，以便深入了解参与者所做的事情，有何感觉，以及它对社会形成的影响”（Hine，2015：183）。在浸入过程中，一方面，参与式观察法强调，研究者“不但要参与被研究群体的生活，还要保持专业距离以便适度地观察和记录资料”（费特曼，1997/2013：42）。简言之，研究者要在线上线下融入某一特定虚拟物的相关文化和互动之中，这不仅能够细致深入地收集相对真实的资料，而且更可以在深刻理解这一互动过程的前提下展开文化阐释。另一方面，当研究者深度参与进某一虚拟物的文化场域时，则较易在文化现场与被观察者展开交往互动。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浸入特定情境和文化，并与那些关注虚拟物的人产生共鸣时，这种“社会性建构的交会”也得以让深度访谈在自然状态下更好地完成（格雷，2003/2009：123）。此外，互联网还可以让人在虚拟物的媒介作用下形成互动，而后生产出虚拟物的相关文本，这种“多义或对话的文本集会产生一幅社区的共识图景”（邓津，林肯，1993/2018：765）。在此，研究者也得以在人与人、人与虚拟物之间的循环互动或反馈过程中达到积累田野材料的目标。当田野材料搜集齐全后，研究者则能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对虚拟物社会生命的书写。在书写过程中，研究者一是可通过虚拟物在不同节点上的转变来凸显社会、技术、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变迁，突出相关问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二是可以在丰富的田野材料和田野笔记中，将人与虚拟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技术的互动行为或相关文化进行深描和阐释，“把细节和意思组织成一个结构细密的整体”（费特曼，1997/2013：112），进而在整体情境下，结合研究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其次，虚拟物的民族志研究中，田野发生了变化。和过去传统的田野调查相比，虚拟的数字技术型构而成的网络情境成为田野所在。这种新的田野没有传统意义上田野的地理空间的限制，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系列电子文本所组合而成的信息网络和世界。人们可以基于虚拟物在各类网络论坛平台、短视频平台、社交网络平台、购物平台等展开充分地交往互动，当平台不同时，内容表达和交往互动方式则具有差异，网络情境也随之产生变化。另外，因为并无较强地理边界的限制，对于这类虚拟物来讲，其出现之时就很快在较广范围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此，网络情境的形成，不仅受到平台自身形式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这类虚拟物本身的独有特质也会构成人与人交往互动的特点和规范，从而产生独特的网络情境。最终，情境的差异生成出个体化和集体化的新行为与新意义。也就是说，互联网世界中的田野并非仅固定于传统地理位置之中，研究者同时身处于没有具体边界的新的空间中，甚至在由不同关系建构而形成的一种相对集中的意义空间展开研究。在这样的空间中，基于虚拟物，“人们交流信息、娱乐学习、进行讨论或建立关系网络，并通过不断的重访和共享的规范，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卜玉梅，2020）。
第三，对虚拟物的关注，可以回归到“日常”。技术对于普通人而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对虚拟物和技术的描绘与书写，也可以回到日常的经验和生活中。网络在形成人们新的日常生活，同时，又与现实世界中的日常体验与生活结构分不开。“因此，对虚拟物的观察和研究，需要寻找回归日常和生活经验的书写。例如米勒研究团队从不同国家、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展开的研究，当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在程序软件、社交资料、照片等虚拟物的伴随之下产生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宗教、人与技术等方面的互动时，这种嵌入日常的线上之物，同样影响着线上线下人的行为，形成了对线上实践活动、人际关系、隐私、商业、态度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义（Miller et al.，2016：70-205）。还有学者在考察旧技术物iPod在闲鱼平台上的再商品化过程与意义转变时，将旧技术物与人的身份、情感、记忆关联，“将目光从技术物的功能与属性转向超越表征的（more than representational）日常生活实践”（黄顺铭，陈彦宁，2021）。更进一步说，研究者也可以基于不同群体分类，观照不同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虚拟之物，通过讨论特定人群与特定虚拟物的互动，从而达到探讨相对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为探寻社会和文化中的特殊性创造更多机会。总的来说，对于日常之物展开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探索人们如何“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场所中，在各种机制力量、具体欲望、特定环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吴飞，2009）。
六
结语和展望
本文从传统人类学领域物的研究出发，通过梳理人类学中不同学派对物的阐释，理解物研究背后蕴含的解释框架和文化意义，为理解互联网中虚拟物提供阐释基础。要追问的是，传统社会和文化系统中也不乏虚拟物的存在，但它们与互联网的虚拟物却不能同日而语。本研究提出互联网时代中的虚拟物作为物的新形式，其在线上空间与固有社会文化紧密连接，并形成了新的行为逻辑和意义。在此，虚拟物成为了解当下社会文化和结构的新的视角。而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志作为物的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则为研究者在复杂关系中理解深层文化和社会问题带来启示。
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往社会文化留存于今，且在网络世界中有了新的呈现方式。而虚拟物作为技术与文化的直观呈现，被分为了由线下拓展至线上形成的虚拟物和由各类元素融合后通过数字编码方式建构的虚拟物。基于对虚拟物的理解，我们从虚拟的物自身、虚拟的交换之物、虚拟的象征之物三个面向呈现了当下互联网人类学虚拟物研究的案例，并提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拓展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物与技术、物与人的关系。基于此，我们认为物的社会生命和文化传记的书写能够帮助我们以物见人，通过对虚拟物的在不同时间、空间、文化节点的梳理，从而达到理解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目的。
由此，互联网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学科，在借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的同时，需要对新的研究对象持续进行观察和分析。面对互联网的情境，传统的物的民族志研究走向更加复杂和变化更为显著的新的人类学研究时代，互联网让人们得以在线上与线下展开实践。过往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延伸至虚拟空间，技术的可供和限制让人们的线上生活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局面，社会运行方式也有了新的改变，社会图景有了另一种呈现方式，新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得以生成。虚拟物的社会生命和文化传记为探寻技术、人、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关联性找到了一种可能性的研究方法，从而帮助人们理解当下变化所引发的文化形态，以及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连接和表达。
本研究还值得挖掘和展望的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虚拟物的对象、内容的研究和来自互联网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也会对这一学科带来新的启发意义。的确，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杨保军，2022），除了关注那些和人类整体发展相关的大议题，还应该关注那些人和技术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微小议题。虚拟物作为当下互联网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它带来的拓展还不仅仅是研究内容的突破，更是不同学科视角和方法路径的结合与应用。引入虚拟物的生命史的研究，实则是关注那些人与技术缠绕中所产生的文化深意。这为本身具备跨学科特质的新闻传播学拓展了视野，更为那些关怀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努力提供了一种尝试。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晶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人类学考研(人类学考研院校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