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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是一段中国人不能遗忘的苦难历史，更是整个东亚历史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后，清帝国的洋务运动与同光中兴戛然而止，朝鲜的国运也随之衰颓；而日本的野心却进一步膨胀，走上了更激进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各国带来了灾难。
同为信奉儒家思想的中、日、韩三国，最终为何打破了儒家伦理所构建的东亚世界秩序？本文认为，儒学的天下观在前近代一度成为中、日、韩三国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但是，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并没有带来和谐。在某种意义上，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东亚三国具有不同中心的天下观造成。
天下观带来冲突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道德秩序一定预设了中心，今日世界的国际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天下观之上的。
百年视野：天下观和东亚社会的国际关系
天下观和等级秩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互相竞争的世界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判。鉴于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及国家主权的无约束性曾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些人认为，今天应该用基于仁爱和道德的天下秩序代替国际法支配的民族国家秩序。儒学主张的天下观又引起人们重视。
最近，天下观的提倡和研究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曾以儒学作为共同政治文化的东亚。
现代社会的国际秩序可以建立在天下观之上吗？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哲学的探讨，二是历史研究。现代国际社会由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一般说来，拥有主权的独立个体要组成的秩序，只能依赖法律和契约，基于道德仁爱的天下观是不能形成国际秩序的。本文的目的是把该命题放到历史上去，证明儒学的天下观没法带来东亚的和谐与和平。事实上，
只要具有长程历史眼光，就可以发现基于道德的天下秩序无法脱离是以某一国为中心的引力场，它会导致国与国之间严重的冲突。
一个多世纪前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明显例子。
为了探讨天下观和东亚社会之间的国际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天下观是什么。“天下”一词在中文文献中使用很早。周代将周天子统治的范围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赋于“天下”以道德含义。自儒学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以来，世界便被视为应是儒家道德秩序的实现，这就是天下观。儒学将道德建立在血缘的亲疏远近之上，从“亲亲”推出“尊尊”，形成了等级制的家庭伦理。将天下视为一家就是将等级制道德放大到国与国关系之中。这样，“天下”作为等级制道德的实现，其本质必定只能是一种等级秩序。
首先，将宗族的亲疏关系映射到国与国关系中去，产生了宗法上的拟血缘制关系。它潜含着亲疏远近的等级制，国与国不可能是平等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拟血缘制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基本前提，然后延伸至舅甥（翁婿）、叔侄、甚至兄弟关系等，四邻诸国与中国之关系就有亲疏之别。”这样天下观隐含着将儒学发源地作为世界中心，将世界各国分成不同亲疏远近的道德等级。在该等级制结构中，“对于外臣而较亲近中国地区，是运用中国本土的郡县制，官僚制原理来贯彻。其具体的形式，便是朝贡与册封；但对外臣而较疏远的地区，不适用郡县制，官僚制原理，所以只见朝贡而无册封”。也就是说，
天下由“内臣地区”，“外臣地区”，“暂不臣地区”同心圆等级结构组成。所谓天下观是把世界看作以某一个中心所构筑的同心圆政治秩序。
表面上看，天下观强调道德与和谐，因道德原则具有普世，外夷只要学习儒家道德，亦能纳入“天下”这一没有边界的共同体，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这里，国与国之间似乎是平等的，加上在道德上人种，语言等区别不具本质意义，天下观不应存在等级差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道德水平从来存在着高低之别，外夷之所以别于华夏，这是因为没有接受教化，在道德上是低于华夏的。
换言之，天下观中的等级不仅由亲疏规定，还由其接受儒家伦理程度（或自认为道德水平高低）带来。
在天下观中，各国道德高下取决于接受教化程度。在儒学发源地中国看来，别国道德水平水高低由它离中央王国这一道德中心之远近而定。
换言之，中国是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之邦，它处于道德的最高等级，因而是世界的中心。外国则根据道德水平高低和接受儒家道德的多少分成夷和藩，处在天朝帝国的周围。在这幅图画中，世界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不是由平等民族国家组成的集合。故天下观亦被称为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处于中国周边的各国只是中国教化对象。同样，东亚各国只要接受儒学作为政治文化，用天下观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都可以把自己视为道德水平比别国高，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来，同样是天下观，必定有不同中心，蕴含着各中心之间的冲突。
前近代“天下”的三个中心
自汉代以后，儒学的天下观就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中国当然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即中国实行郡县制的地区属于天下观第一个同心圆。朝鲜是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属第二个同心圆。日本在唐代是朝贡国，属第三个同心圆，但元朝以后就不朝贡了，处于第三个同心圆之外。
当日本和朝鲜接受儒学后，也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该天下观虽然同样作为儒学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但却有着不同的中心。历史证明，天下观自从成为东亚共同世界想象那一天起，就存在多个中心，而不是和谐的。
在宋明理学产生之前，日本和朝鲜虽然十分注重引进儒学，但由于佛教的竞争，儒学一直没有在这两国扎根成为不可动摇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是当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出现，意味着儒学已可以消化佛教，儒学才终于压倒佛教成为东亚的政治哲学。也就是说，
在宋明理学成熟之前，天下观只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而到明代之后，由于宋明理学成为东亚的政治哲学，天下观在某种程度上被日本和朝鲜所认同。
为了说明天下观本质上是多中心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日本和朝鲜接受程朱理学后，他们所理解的天下秩序。
日本对“天下”的认识源自中国，但一开始就和中国不同。早在公元五世纪，日本已接受“天下”一词。当时日本脱离了中国册封体系，故将天下理解为天皇统治的范围，即只限定在日本列岛。十六世纪后，程朱理学传到日本，儒学得以战胜佛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日本终于形成了基于儒学的天下观。这时，日本的天下意识越出日本本土，开始指向东亚。
表面上看，中国为儒教发源地，当之无愧是天下中心，但日本却不这样认为。在程朱理学中，改朝换代受到质疑，日本一直以天皇万世一系而自傲。日本的朱子学者甚至批判孟子，视其著作为假，汤武革命更是大逆不道。这样一来，日本一直以来就以自己比中国更接近儒家道德精神自居。江户时代日本的天下观虽同样以儒家道德实现作为其范围，但道德中心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一切十分典型地反映在日本大儒山鹿素行的思想上。山鹿素行为了反佛接受了朱子学。他四十岁开始提倡古学，但到五十岁时就主张必须将日本视为道德中心，成为提倡“日本主义”的先驱。山鹿素行之所以认为日本才是天下之中心，这是因为中国易姓三十次，朝鲜两度亡国，四度易姓；只有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故唯日本“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之地”。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册封国，和中国的关系比日本近。而且朝鲜接受的程朱理学比日本更接近中国儒学的正宗。朝鲜士大夫坚决反对日本儒者提出的如果孔子和孟子带兵来打日本该怎么办的问题，他们坚持理学的普世性，反对将儒学“民族主义化”。对朝鲜儒者来说，儒化的中国明朝天下是块圣土，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它。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所说：“韩国的理学虽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在中国，反对朱子之学的明代阳明学派和泰州学派及清代的汉学从未允许朱熹的体系像它在韩国那样拥有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权”。
那么，朝鲜的天下观是否和中国一样，始终把中国视为天下的中心呢？否！虽然在明代，朝鲜一度承认中国为天下中心，自称小中华；表面上是接受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清兵入关给朝鲜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致命的一击，朝鲜士大夫认为中国已亡，满清统治为夷狄，当然亦不可能是天下的中心。这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就转化为朝鲜为儒学正统的天下观。
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清取代明只是改朝换代，不影响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而对朝鲜而言，朝鲜成为儒家道德当然载体必定意味着它成为天下中心。
由此可见，在前现代东亚三国虽都接受天下观，把世界秩序视为儒学的道德秩序，但却都把自己视为天下的中心。三个中心必定蕴含着国与国的冲突。因为天下观不重视别国主权和国际法，这样只要全球化冲击的来临，人类成为一地球村，它们相遇时立即产生了爆炸。我们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讲，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正是中，日，韩三种不同的天下观把全球化纳入自身视野的结果。
甲午战争爆发的思想原因
今日一谈起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学者立即将其定位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第一步。这种说法虽然正确，但不能解释为何战火是在朝鲜点燃的。韩国学者从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不尊重朝鲜主权来说明甲午战争的原因，但不能解释朝鲜为何要把中，日两国军队引入本国。其实，背后的思想基础正是东亚三国不同的天下观。为什么朝鲜积极主动地担任了点燃中日大战的导火线角色？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朝鲜十九世纪下半叶看来互相矛盾的自杀性行为感到不解。一方面韩廷和西方及日本签订一系列条约，将自己置身于民族国家争雄的条约体系中。另一方面将日本势力引入朝鲜半岛，促使改革；与此同时又利用中国对其历史上的册封，要求中国干预其内政以维系朝贡关系。这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政策结果是引火烧身，使得朝鲜半岛成为中，日，俄冲突的聚焦点，加快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进程。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看来互相矛盾的决策均出于朝鲜独特的天下观。
如前所述，
朝鲜的天下观本是一种忠于理学以“中华道”独一无二继承者自居的思想。自从朝鲜认为中国已被夷狄占领自己是天下中心后，该天下观一方面使得程朱理学成为朝鲜民族认同符号，另一方面产生了对中国朝贡关系工具性运用以追求自身独立自主的意识。
换言之，国际法和朝贡关系同时成为争取朝鲜独立的工具。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1876年朝鲜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釜山，元山和仁川相继开埠，该条约以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来否定中国的宗主权。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遣六十二名官员赴日两个月考察日本，这些人回国后，有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职，推进朝鲜近代化。当统治阶层中出现亲日派的“开化党”时，这就加剧了与以韩王之父大院君为主的保守派斗争。和开化派针锋相对，保守派利用中国的朝贡关系来抵御不断壮大的日本势力。1882年夏，大院君鼓动兵变，日本决定派兵朝鲜问罪，韩廷立即要求中国也以宗主国抚绥藩国的惯例，出兵代韩戡乱。由此可见，朝鲜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观产生了对国际法和朝贡关系的工具性运用。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订定了《天津条约》，约中规定，朝鲜一旦发生变乱，双方在行文知照之后，均可出兵朝鲜。甲午战争的祸根亦自此种下。
至于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出于捍卫东亚残存的朝贡关系，其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对中国天下观的改进。
这一点当时人人皆知。甲午战败后，有很多人在追究战争责任时指出这是因过分干预朝鲜内政引起。张佩纶认为袁世凯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责斥说：“虽曰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巳深，冥然罔觉”。张佩纶用“如奴”，“如蚁”来形容袁世凯对朝日两国的飞扬跋扈，虽为斥责之词，但也离实际情况不远。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为了保卫在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周边对中央王朝的朝贡关系），对朝鲜国内事务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干预，其结果和日本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正是在干预朝鲜内政中，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初露锋芒，诱擒大院君，扎营三军府，并为朝鲜代练新军。1884年，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勾结日人，动甲申政变。袁世凯又断然决定带兵入宫，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此后，袁与主张“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内外呼应，积极强化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袁在朝鲜的地位，俨然如“监国大臣”，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韩人称之为袁总理”。在袁世凯主持韩政十余年中，“朝鲜事无钜细，凡与所谓宗主权有关系者，袁氏无不积极加以干涉”。史家在讨论袁世凯干预朝鲜内政时曾有这样的评论：“此次派兵乃自元朝以后中国干预韩政最积极的表现，同时可说是中国改变对韩政策的转捩点，此后，中国的朝鲜政策乃骤转积极”。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发生自元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对朝鲜半岛之干预？只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可以看到从元朝到晚清，正好是宋明理学的天下观形成以及经世致用对其强化。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爆发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袁世凯的个性和少年气盛，也不是李鸿章的失误。它是经世致用的天下观将全球化纳入自身视野的结果。
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亦是出于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观吗？表面上看，日本近代的“征韩”出于明治后独特的日本民族主义。然而，深入分析表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将日本视为亚洲中心，力图领导亚洲反对西方，其思维模式正是日本式的天下观。必须注意，以日本为东亚中心的日本式天下观一直埋藏在江户时代日本政治思想的深处。一旦西方冲击来临，主张理性与儒家道德二元分裂的徂徕学迅速演变成日本现代思想的框架，成为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日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是基于徂徕学的进一步发展。徂徕学本暗含日本比中国更接近圣人之道，即日本是东方价值的真正体现。泊园徂徕学与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
日本是用自己的天下观来代替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独特的大东亚观念开始膨胀。特别当日本强调东方抵抗西方时，日本就成为大东亚的中心。由此可见，在日本前近代变型的天下观中，已酝酿后来日本侵华侵朝，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基础了。
日本的“征韩”观念，“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统与儒教中的华夷思想的传统混合而成”，后来则把从万国公法中获得概念，加以现代包装，说“虽言征伐，亦非胡乱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即是日本大东亚意识典型表现。其内容有二，一为将朝鲜变为日本附属，二是破除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关系代之以日本为中心。故随着征韩付之于行动同时是全面挑战东亚残存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1874年春，日本出兵台湾。这是明治时期日本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在战后谈判问题上，日本政府立场强硬，申令不得有“丝毫妥协”，训令要旨是“应利用此蕃机会，切断琉球两属之根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微意之深秘大计也”。副岛种臣是代表日本出使清朝谈判的特命全权大使，他故意“拒绝行三跪九叩头礼仪”，有意挑战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他的顾问李仙德，则曾献策变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同行前往中国的船上就赋诗说入侵台湾是“保护海南新建蕃”。这里，
“新建蕃”一语正道破日本用民族主义包装的天下观是要扩张领土的本质。
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头禅。
由此可见，从1870年代中日琉球之争和日本征韩论出台，再到1890年代末的甲午战争，都出于同样的逻辑，这就是具有“天下观”道德内涵的大东亚意识。因此，作为近代日本非战论者而闻名的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才会在甲午中日交战之时就写〈徵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一文，称日本军事侵略行动为“义战”。担任甲午战争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44-1897)，在1895年出版《蹇蹇录》一书中也说，战争是由“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引起的。请注意，新文明和旧文明之战之所以可冠为“义战”，其道德根据绝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法，而正是日本的天下观-大东亚意识。其准确解读是：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日本自称代表更为先进的现代；而对西方，日本则以代表东方价值自居，并要带领东亚抗争。
长程历史视野的意义
甲午战争以后，这种以现代民族主义为包装的基于日本儒学的日本式天下观进一步膨胀，把日本推向侵略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而朝鲜的天下观中以自己为儒学唯一传承的精神融入韩国民族认同中，成为民族解放的动力。甲午战败使中国人意识到儒学的经世致用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冲击，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代转型。随着儒学受到质疑，中国放弃天下观，走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革命之路。
表面上看，儒学作为东亚社会前现代的政治文化，在二十世纪东亚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已退出历史舞台。三种天下观导致东亚三国的严重冲突，主要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以百年为视野考察东亚国际秩序，就会发现儒学的深层结构一直支配着东亚社会的现代转形，使其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尽相同。如前所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基础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它来自于日本天下观对其民族主义的塑造。其实，进而言之，日本之所在明治时代能顺利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成为东亚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日本儒学的独特结构有关。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已实现政治理性和儒家伦理的互相分离，徂徕学就是其代表。正是徂徕学的基本结构规定了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这就是一方面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强调天皇以及日本儒学作为民族认同符号，其后果必定是把日本当作亚洲之中心，主张领导具有共同儒学传统之东亚对抗西方侵略。
天下观在今天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儒学的深层结构一直在支配着很多人的思想。特别每当民族国家竞争激烈国际法又不足于解决民族国家之间利益争纷之时，将国际秩序立足于道德价值之上的各种议论就会出现。这里，或许有着善良的愿望，或许也存在对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的追求。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对何为善存在着多元理解。
为了充分尊重个体的权利和不同个体的平等，人类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对全球现代秩序的再思考过程中，传统当然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但是，当代人在利用这种思想资源时，为了它具有建设性，必须切记它在历史上带来的问题。
这时，以百年为单位的长程历史视野是不可缺少的。
本文原载ICCSJournalofModernChineseStudies，Vol.4(2)2012，文章有少量删节，注释从略。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配图源自网络资料，如有侵权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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