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提要：在新的时代，我们如何全方位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认为可以从哲学、史学、文献学三个角度入手。亦即：从哲学的角度，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从史学的角度，讲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从文献学角度，讲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本文以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为例，加以论证。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史学；文献学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承，数千年来绵延不绝。其间成功与失败并举，经验与教训并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总结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1]（P.49）可见，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以儒家元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承，要么死守早期注释家之成见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忽视前辈研究者之严谨立论而另立新说，要么党同伐异而不见百家争鸣，要么杂乱无章而不得要领，要么繁琐考证而流于饾饤，要么空疏阐发而缺乏根柢。
在新的时代，究竟应该怎样整理、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应该从哲学、历史学和文献学三个角度入手。近年来，甘霖先生焚膏继晷，精耕细作，先后推出两部力作《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2]《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3]，在这一方面做了宝贵的尝试，今以《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以下简称《〈论语〉新解》）为例，试论证之。
一、从哲学的角度，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讲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历史的同情。钱穆指出：“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4]（P.1）《〈论语〉新解》开宗明义：“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他说这话时，距离孔子去世至少在三个半世纪以上，今天的我们，比起司马迁，距离孔子的时代要远很多很多。但不变的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想见其本来的面貌：本来的时代，本来的思想，本来的人。”[2]（P.1）《〈论语〉新解》所言“本来的时代”，就是历史学；“本来的思想”，就是哲学；“本来的人”，就是文献学。
关于《论语》的哲学思想，《〈论语〉新解》这样阐释道：“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如曾子所言‘仁以为己任’（《泰伯篇》）；以‘道’为归依，如自己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姑名之曰‘仁道主义’。要而言之，该主义由以下之自在的宇宙观、自为的人生观、推己的伦理观、无为的政治观和渐进的历史观构成。”[2]（P.16）
首先，是自在的宇宙观。在孔子看来，“天何言哉”（《阳货》），上天是主宰，但天与人是分隔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因此我们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 正因为如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论语〉新解》对最后一句话注释道：“子不语：先生不〔与人〕讨论。语，谈论、讨论。《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皇侃：‘发端曰言，答述曰语，此云不语，谓不诵答耳。非云不言也。’历代注家纠结于孔子不说怪力乱神与事实（记载）不合（《论语》中的‘怪’，只出现这一次；‘力’，13次；乱，14次；神，6次）实则孔子有‘言’而无‘语’。又朱熹引谢氏：‘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2]（P.139）《〈论语〉新解》将最后一条文献这样今译道：“先生不与人讨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的话题。”[2]（P.139）在孔子看来，天人之间的连接靠的是祖先，因此，孔子格外重视孝道，以及相关的丧礼和祭礼，所重：民、食、丧、祭（《尧曰篇》），他祭拜祖先是非常虔诚的，与对天帝的态度迥然不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里的‘神’，指的是祖先神[2]（P.18）。
其次，是自为的人生观。在孔子看来，人生是自为的，个体是自我的，不但具有自主性，而且具有自利性。为学的真谛是充实自身，仁的真谛是从每一个人做起，包括从政，也要从自身严格要求做起，“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1；“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2；“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3。在孔子看来，君子的理想固然是扬名立万，“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4但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不怕别人不知道，“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5，因此，君子最终应该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6。正如《〈论语〉新解》所言：“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那么，中国哲学从这个大大的‘己’字出发，构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体系，是完全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的。至于到了宋明理学，强化天理人欲的观念，背离人类文明大道，这是中华文明发展曲折性的反映。”[2]（P.23）
再次，是推己的伦理观。在孔子看来，就是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使天下归仁。《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9
最后，是无为的政治观。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名家、法家，都倡导无为而治10。在孔子看来，要无为行政，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要严守名分边界，要使上下尊卑有序、人伦等级分明，彻底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1《〈论语〉新解》注释道：“必也正名乎：那一定是将不正当的名义纠正过来！正，纠正，矫正。名，名称、名义、名分。从语言方面说，正名指名称和含义相一致。这样，就不会同名而异义，或同义而异名，导致说话矛盾、交流困难，即下文‘言不顺’。皇侃引郑玄：‘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从现实方面说，正名指名义和行为相吻合，这样，就不会名实不副，或名实相悖，造成举措失宜、行为不当，即下文‘事不成’。何晏引马融：‘正百事之名也。’”[2]（P.253-254）可见，“正名”是礼乐和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检《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论语〉新解》今译道：“齐景公向孔先生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有君样，臣有臣样，父有父样，子有子样。’”[2]（P.244）
由此看来，“正名”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且人类实际生活在语言世界，恰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才存在（ist），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5]由于古今中外的行政首先是语言文字行政，因此，“正名”首先是一项语言文字工程，也就是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背景下推行以“雅言”为代表的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实施“书同文”“语同音”的语言文字规范化运动，《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3何晏注：“孔曰：‘雅言，正言也。’郑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邢昺疏：“此章记孔子正言其音，无所讳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诗》《书》《礼》也。此三者，先王典法，临文教学，读之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背文诵，但记其揖让周旋，执而行之，故言执也。举此三者，则六艺可知。”14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执礼》：“《论语》：雅言，诗书执礼。郑康成言礼不诵，故言执，乃分诗书为言，执礼为执持礼书，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盖诗书博引，礼则必以其人其所当执者言之。与父言慈，与子言孝，见鲁哀齐景言侯礼，见孟孙季孙晏婴言卿礼，见孺悲等言士礼，此雅言之执礼也。”[6]（P.58）孔子坚持以雅言（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讲授《诗》等课程15，在孔子的心目中，《诗》与“礼”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用雅言对《诗》的阅读，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在行政、外交等重要场合能够诵《诗》，就是懂“礼”的体现，《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6可见，以《诗》为代表的经典与政治、外交、教育是紧密结合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7《论语》：“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8《论语》：“陈亢问于伯鱼曰：‘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又检《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新解》注释：“兴于《诗》：以《诗》激发兴趣。兴，兴起，含开始之义，何晏引包咸：‘言修身当先学《诗》也。’兴、立、成，固然有次序意味，也当就功能而言。皇侃引江熙：‘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朱熹引程子：‘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立于礼：以礼立足社会。立：立身，从次序来说，指有所成就。参《为政篇》第四章注释。朱熹引程子：‘古人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成于乐：以乐健全人格。成，完成。何晏引孔安国：‘乐所以成性也。’朱熹引程子：‘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2]（P.158）又检《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新解》注释：“错乱的乐章才得到纠正。《雅》乐和《颂》乐重归各自固有的门类。乐正，指乐曲得到整理，杂乱的状况得以纠正。《雅》《颂》，《诗经》的两类，这里指《雅》乐和《颂》乐。程树德：‘正乐之说不一。或曰正乐章，毛西河主之。（详见《四书改错》，以文繁不录）或曰正乐音，包慎言主之。玩‘各’字之义，则《雅》自《雅》、《颂》自《颂》。玩‘乐’字之义，实指《雅》《颂》之奏于乐章而言。”[2]（P.181）
总之，“正名”之“正”，是指从语言文字规范化入手，尤其是推广通用语言文字，将其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重要的礼乐工程或礼法工程，延及行政、教育、法律、艺术19、祭祀、军事、交通、商贸、度量衡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规范化，从而共同构成“礼”的范畴。
以“正名”为中心的“礼”，是大一统王朝最鲜明的体现，是“王道”的体现，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基本国策，唯有圣王才能够做好此事。《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0《荀子·正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21《荀子·正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22《荀子·正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23《荀子·正名》：“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正名》：“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24《荀子·正名》：“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25在先秦时代，就有著名的“书同文”，指中央王朝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与统一，它体现的是中央王朝伦理、礼乐与教化在圣王治理下的统一与秩序，体现了各民族的交流与交融,团结与进步，考《礼记·中庸》：“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今，孔子谓其时。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孔颖达正义：‘非天子不议礼’者，此论礼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论议礼之是非。‘不制度’，谓不敢制造法度，及国家宫室大小高下及车舆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今天下车同轨’者，今谓孔子时车同轨，覆上‘不制度’，‘书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伦’，伦，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议礼’。当孔子时，礼坏乐崩，家殊国异，而云此者，欲明己虽有德，身无其位，不敢造作礼乐，故极行而虚己，先说以自谦也。”朱熹集注：“此以下，子思之言。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度，品制，文，书名。‘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26
一旦“正名”缺失，名实相乱，名不副实，必然带来礼崩乐坏，接下来的是王朝的崩塌和大一统局面的丧失，后果不堪设想。恰如《荀子·正名》所言：“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27《荀子·正名》：“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
二、从史学的角度，讲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还是一个注重记载历史、整理历史、研究历史和传承历史的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厚重的历史沃土，必然有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必然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当时孔子五十岁，中国的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而政治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源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不是小变，而是大变，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解放的时代。
礼崩乐坏，实质是共主政治的坍塌、贵族政治的动摇，由此而引起经济制度、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变化[2]（P.3）。孔子希望在东方的鲁国复兴西周曾有的礼乐秩序，依据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逻辑，先变齐国，再以鲁国和齐国为基础推开去，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这实质上是要恢复一种社会安定有序的局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复辟。比如他对齐桓公大加称赞，《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28又检《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孔子对齐桓公的称赞，是以安定天下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囿于原有的等级划分。
孔子的历史观，是一种“渐进”的观念，他强调对古代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延续了殷商时代的文献整理之风，“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29
早在商王朝，文献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尚书·多士》：“王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30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有很浓郁的商文化因子。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31，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引《家语》称：“孔子，宋微子之后。”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穆公时的大司马，宋殇公继位时的顾命大臣，后为另一贵族大臣所杀，其子出奔鲁国（《左传》昭公七年杜注），孔氏，便来自于孔父嘉的字（孔父）。自此之后，孔氏由大贵族（卿）降至贵族的最底层（士）。孔子早孤，祖上留下唯一受用的财富就是殷人重礼的习惯[2]（P.5）。“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32。知礼33，成为孔子谋生的重要手段，诸如助祭之类的相礼活动是他的职业之一。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
孔子“渐进”的历史观，体现在孔子认为夏商周在文化上的一脉相传。《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即继承，我们不禁要问：周从商、商从夏究竟继承了什么？答案是：继承了“三纲五常”这样的中华民族核心要义。三国魏何晏集解有云：“马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宋邢昺疏：“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礼，谓三纲五常不可变革，故因之也。所损益者，谓文质三统。（中略）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礼。及所损益，事事亦可知也。（中略）云‘三纲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有纪纲之而百目张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人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转相生也。夫妇，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云‘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爱人。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于事，见微知著。信者诚也，专一不移。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云‘损益谓文质三统’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道极则阴道受，阴道极则阳道受，明一阳二阴不能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质性，乃后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故《书传略说》云：‘天有三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可见，像三纲五常这样的中华民族核心要义，在夏商周是一脉相传的。
夏商周不可分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具有商文化因子，还可以从语言文字学上得到证明。商的甲骨文，被周继承，商的语言也被周继承。夏商的重镇是黄河中下游的河洛地区，周平王迁都以后，雅言就是以洛阳话作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向熹指出：“周起源于中国西北部，跟商属于不同的部族，但早有接触。公元前1046年甲子，周武王灭商，接受了商的文化传统，周公旦东征胜利，大力开发东部地区，建立东都洛阳，封康叔于卫以统治商的故都，封伯禽于鲁，统治黄河下游，把商的大部分“顽民”迁于成周，一部分迁于卫，一部分迁于鲁，商周两族人民杂居，语言开始融合。周平王东迁洛夷以后，商周两族的关系尤为密切。商族人口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准较高，而且在黄河流域有着牢固的统治基础，结果周族语言和商族语言相融合，周人还接受了商人创造的文字，现在我们看到，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的周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在结构上极其相近，词汇上也相差无几。”[7]（P.24-25）
商文化是孔子的故国文化，孔子对之无限崇敬和怀念，《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对周武王并不完全认同34，因为周武王用暴力夺取了殷商的政权35，《论语》不止一处体现了孔子对商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心愿，《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36这里的“文献”，“文”指文字资料，“献”指熟悉礼仪制度的所谓贤人。孔子到夏、殷的故地搜集文献，访求遗贤，作为整理、传授夏礼、殷礼的来源和根据，他学习、研究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礼乐制度。这固然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服务，也是他的文化兴趣。这种文化兴趣不断增强，与政治遭遇的每况愈下形成鲜明对照，整理文献、传之后世便成为他的人生的最后归宿[2]（P.4）。孔子到夏商故地杞宋寻访文献，了解夏礼、殷礼的遗存。本来，“周礼尽在鲁’，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似乎不需要再去寻访夏礼、殷礼了，孔子做出这样不寻常的举动，可能他本来就认为周礼并不完善，而且已经不适合现实的需要了，殷礼曾经是中原文明的大宗，现在应该在周礼的外壳下充实夏礼特别是殷礼的内容。孔子收徒讲学、整理古代文献（即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都是“好学”的内容。“好学”，未能如孔子之所愿，成就他治国安邦的事业，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2]（P.13）。
孔子对殷商的怀念，还体现在对殷商时期涌现的坚贞不渝的志士仁人极为崇拜，《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37《论语·季氏》：“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38《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39孔子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由衷赞扬，认为他们是“古之贤人”（《论语·述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不念旧恶，怨用是希”（《论语·公冶长》）40，孔子对本族先贤钦心的同时，也透出一种隐隐的痛感[2]（P.8）。恰如《〈论语〉新解》所言：“孔子对祖先的文化‘心有戚戚’，虽然对作为统治部族的周文化的尊崇态度溢于言表，——‘吾从周’（《八佾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对殷商文化实给予了更高的赞赏。如称赞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焉。’（《微子篇》）《论语》全书所载孔子认可为‘仁’的，仅此一例。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只是认可‘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篇》）而已。傅斯年说：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周东封与殷遗民》）。孔子之‘从周’，是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篇》），傅斯年认为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2]（P.8-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分析孔子不得志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那时候诸侯国终究不是姬姓（鲁、卫）便是姜姓（齐），怎么可能让一个殷人的后裔治理国家？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家族已经生活了几代的鲁国，他还是干不长，长期在外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的结果是，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记载孔子辞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予始殷人也！’——我本殷人！”[2]（P.9-10）
孔子对商文化中坚贞不渝的志士仁人的崇敬41，还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出来，那就是对“柏”这种树木的尊崇。《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42原来，“柏”是商朝非常崇拜的树种，象征坚贞长久。《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43
三、从文献学角度，讲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字词本义
文献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国也是世界上文献最为丰富的文明古国，而孔子是杰出的文献学家。《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邢昺疏：“此章言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捡约，则不违道也。”《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博我以文”，是孔门培养君子的一项主要内容，即广泛地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等；“约之以礼”是另一项主要内容，即用礼乐制度规范实践行为，其中包括“游于艺”的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等[2]（P.33），“文”“礼”两者互相包容交融，并不矛盾。孔子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里讲正乐，也涉及正《诗》。44孔子的弟子中，有“文学”一家，其实就是文献学。《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主要指《诗》《书》《易》及礼乐等历史文献[2]（P.215）。
孔子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他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这个使命就是延续文化的使命，说得更具体点，就是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传承使命。孔子的这个觉悟，有人也感知了，仪封人在见了孔子之后对孔子的学生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喻号召、引导，“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说上天将让夫子做天下人的导师，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清明（有道）的世界[2]（P.11）。
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文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量文献来自遥远的古代，因此，文献整理至关重要。文献整理涉及文献的校注和今译。文献校注必须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必须将文字、音韵、训诂与版本、目录、校勘相结合，《〈论语〉新解》对汉初《论语》抄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这是《论语》的最早抄本。1973年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8]。“以这个残本与今本对照，分章略有不同，字句差异较大，主要是简本的语气助词多，通假字多，但无妨意义一致。可见《论语》的篇章结构和字句内容，在汉初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张侯论》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今传《论语》的祖本。”[2]（P.38）《〈论语〉新解》对地面已经失传而重现于敦煌吐鲁番的东汉郑玄《论语注》高度重视，“东汉人郑玄（127-200）撰《论语注》。原书已佚。郑玄为经学大家，曾遍注群经，成一家之言。他在《张侯论》的基础上，以《古论语》校之并作注。读《论语》，当首重郑注。今所见郑注重要者，一为何晏集解本所引，一位辑佚本所集，一为唐写本所存。”[2]（P.38）正是因为《〈论语〉新解》广泛吸收了出土文献的珍稀语料，从而使其校注和今译持论公允，如老吏断狱。
文献的今译要做到“信”“达”“雅”：“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这一方面，《〈论语〉新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集解》今译：“先生说：‘那种一向好言好语、和颜悦色，现在又点头哈腰的态度，左丘明以为可耻，我孔丘也以为可耻。’”[2]（P.100）这一今译不仅有传世文献的佐证，更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吐鲁番出土文献64TAM19:34,58,59唐写本郑氏注《论语》公冶长篇（3-275）45：“‘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郑玄注：‘足恭，谓跨进退多姿态。’”“跨”实即“夸毗”。考《尔雅·释训》：“夸毗，体柔也。”郭璞注：“屈己卑身以柔顺人也。”宋邢昺疏：“《大雅·板》篇云：‘无为夸毗。’故此释之也。毛传云：‘夸毗以柔人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体柔。’然则‘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为恭，以形体顺从于人。故郭云‘屈己卑身以柔顺人也’。”又检《诗·大雅·板》：“天之方懠，无为夸毗。”毛传：“夸毗，体柔人也。”朱熹集传：“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则以谀言毗之也。”《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李贤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又考《龙龛·身部》：“，今，苦瓜反，舭，体柔人也。”紧接着又言：“，音毗，。”46均其证。
又如《论语·学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47《〈论语〉新解》今译：“恪守忠信原则，不要跟〔这方面〕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搞错了就不要害怕改正。”[2]（P.10）《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8《〈论语〉新解》今译：“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不学习，就会昏头胀脑。”《论语·里仁》：“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新解》今译：“数，音朔，频密，屡屡。指对君上的过错屡屡规劝。”译：“对国君反复规劝，不厌其烦，就会自取其辱，对朋友反复规劝，苦口婆心，反而会被疏远。”[2]（P.78） 又如《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49《〈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与人亲近，团结而非勾结，小人与人亲近，勾结而非团结。”[2]（P.30）《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0《〈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和谐而不同一，小人同一而不和谐。’”[2]（P.267）《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51《〈论语〉新解》今译：“先生说：‘君子大方而不自大，小人自大而不大方。’”[2]（P.269）《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52《〈论语〉新解》今译：“孔先生说：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同直话直说的人交朋友，同忠信不欺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了。同只说好话的人交朋友，同一味和顺的人交朋友，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2]（P.330）又检《论语·泰伯》载曾子之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新解》注释：“道，与下文‘笾豆之事’的‘事’相对，又前言鸟将死人将死，则此道当指祭祀之道，即对待祭祀的态度。何晏引郑玄：‘此道，谓礼也。’注家多以待人接物之礼，失之宽泛。”“‘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举手投足，就当消除粗暴和怠慢。”“‘正颜色，斯近信矣’：端正表情，就当体现真情和实意。”“‘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表达话语，就当克服偏狭和乖戾。”[2]（P.155）这些注释，言简意赅，堪称的论。
文献整理还体现在不墨守古训，也就是对于古训择善而从。《论语·乡党》：“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这是儒学史上最为普遍的断句。53但是，《〈论语〉新解》借鉴了清代学者俞樾的建议，对此处断句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俞樾此当以‘便便’为句，《诗·采菽》篇：‘平平左右。’《释文》引《韩诗》作‘便便’，闲雅之貌。是便便以貌言，正与上文‘恂恂如也’，王注曰‘恂恂，温恭之貌’其义一律，但省‘如也’两字耳。‘言唯谨尔’四字为句，凡有所言无不谨慎，故曰：‘言唯谨尔’，此与上文‘似不能言者’相对，盖此两节皆上一句说孔子之容，下一句说孔子之言，郑注失之。’（《论语平议》）按：历代注家多以‘便便言’为句，从郑玄注‘便便，辩也’，似与孔子平素主张‘敏于事而讷于言’不合，今从俞说。”[2]（P.191-192）于是将原文断句为：“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笔者赞成这个断句。54
结语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我们生逢盛世，加之地不爱宝，新旧材料汗牛充栋，应接不暇。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承，拥有千百年来前代学者并不具备的主客观条件，这是人生之幸，也是时代之幸，更是国家民族之幸。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哲学的角度，归纳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学角度，探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来龙去脉与心路历程；如果我们不能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科学地甄别、辨伪、缀合、断代、校注、今译，以求典籍之原貌、字词之本义，我们就依然不能够在前贤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超越，我们就无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新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守正创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史学、文献学三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整理、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项伟大工程任重而道远，劳苦而功高。
注释：
1.邢昺疏：“此章言为政者当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观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虽教令滋章，民亦不从也。”
2.邢昺疏：“此章言政者
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诚也。诚能自正其身，则于从政乎何有？言不难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则虽令不从。‘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3.邢昺疏：“此章言为政在乎修己。‘对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于齐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为鲁上卿，诸臣之帅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则已下之臣民谁敢不正也。”
4.邢昺疏：“言君子病其终世而善名不称也。”
5.邢昺疏：“此章戒人己也。病犹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无圣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6.邢昺疏：“此章言君子责于己，小人责于人也。”
7.《论语·颜渊》：“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见《论语·雍也》。
9.邢昺疏：“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者，克，约也。己，身也。复，反也。言能约身反礼则为仁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复礼，则天下皆归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犹见归，况终身行仁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岂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颜渊曰：请问其目’者，渊意知其为仁必有条目，故请问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者，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也。《曲礼》曰‘视瞻毋回’‘立视五巂’‘式视马尾’之类，是礼也。非此则勿视。《曲礼》云：‘毋侧听’，侧听则非礼也。言无非礼，则口无择言也。动无非礼，则身无择行也。四者皆所以为仁。‘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者，此颜渊预谢师言也，言回虽不敏达，请敬事此语，必行之也。此注‘克’训为‘约’。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逼，己离礼，而更归复之。今刊定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
10.王先谦《荀子·正名》集解：“是时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11.孔曰：“礼以安上，乐以移风，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邢昺疏：“此孔子更陈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顺成，名由言举。名若不正则言不顺序，言不顺序则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则君不安于上，风不移于下，是礼乐不兴行也。礼乐不行，则有淫刑滥罚，故不中也。刑罚枉滥，民则地局天，动罹刑网，故无所错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于其所言，无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云‘礼以安上，乐以移风’者，《孝经·广要道章》文，言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风移俗易。先入乐声，变随人心，正由君德，正之与变，因乐而彰，故可以移风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者，《礼运》云：‘礼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又《乐记》曰：‘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故礼乐二者不行，则刑罚淫滥而不中也。”
12.邢昺疏：“此章明治国之政也。‘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者，齐君景公问为国之政于夫子也。‘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国家正也。当此之时，陈桓为齐大夫以制齐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对之。”
13.《〈论语〉新解》译为：“先生诵《诗》读《书》，用的是西周官话，主持各种礼仪，说的是西周官话。”（第137页）
14.刘宝楠《论语正义》：“周室西都，当以西都音为正。平王东迁，下同列国，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称《风》。而西都之雅音，固未尽废也。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故郑以为义全也。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
15.《〈论语〉新解》指出：“‘执礼，皆雅言也’，赞礼的时候，也都是用的官话。执礼，即掌礼、赞礼。翟灏：‘古者学礼行礼，皆有诏赞者为之宣唱校呼，使无失错，若今之赞礼官。其书若今之仪注。于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本章断句，俞樾独出心裁：‘《论语》文法简质，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于文似复，盖由京师失其读矣，此当以《诗》《书》断句，言孔子诵《诗》、读《书》，无不正其音也。执礼一字自为句，属下读，执礼，谓执事也。《周官·太史》曰：凡射事，执其礼事。《礼记·杂记》曰：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皆执礼之证也。孔子执礼之时，苟有所言，如《乡党》所记宾不顾矣之类，皆正言其音，不杂以方言俗语，故曰执礼皆雅言也。《诗》《书》或诵或读或教授弟子，若执礼，自为一事，故别言之耳。’（《论语平议》）今从俞说。”（《〈论语〉新解》第137页）
16.邢昺疏：“此章言人之才学贵于适用。若多学而不能用，则如不学也。诵谓讽诵。《周礼注》云：“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诗》有《国风》《雅》《颂》，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诸侯之政也。古者使适四方，有会同之事，皆赋《诗》以见意。今有人能讽诵《诗》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达；使于四方，不能独对，讽诵虽多，亦何以为。言无所益也。”
17.何晏集解：“孔曰：‘兴，引譬连类。’郑曰：‘观风俗之盛衰。’孔曰：‘群居相切磋。’孔曰：‘怨刺上政。’”
18.何晏集解：“马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邢昺疏：“此章劝人学《诗》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者，小子，门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门人曰：何不学夫《诗》也。‘《诗》，可以兴’者，又为说其学《诗》有益之理也。若能学《诗》，《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可以观’者，《诗》有诸国之风俗，盛衰可以观览知之也。‘可以群’者，《诗》有‘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迩，近也。《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与君，皆有其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言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则因又多识于此鸟兽草木之名也。‘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者，为，犹学也。孔子谓其子伯鱼曰：女学《周南》《召南》之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者，又为说宜学《周南》《召南》之意也。墙面，面向墙也。《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学之，则可以观兴；人而不为，则如面正向墙而立，无所观见也。云‘《周南》《召南》，《国风》之始’者，《诗序》云：“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谓之正国风，为十五国风之始也。云‘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诗·关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是以《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纲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二南》之诗，首论夫妇。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为三纲之首，王教之端也。”
19.请比较《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包曰：‘郑声，淫声之哀者。恶其乱雅乐。’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悦媚时君，倾覆国家。’”
20.邢昺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立司马之官，掌九伐之法，诸侯不得制作礼乐，赐弓矢然后专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者，谓天子微弱，诸侯上僭，自作礼乐，专行征伐也。”其中当然包括“雅言”“正名”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21.杨倞注：“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王先谦案：“旧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托奇辞以乱正名’也。既循旧名，必变新名，以反其旧。作者，变也。《礼记·哀公问》郑注：‘作，犹变也。’杨注未晰。”（王先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4页）
22.杨倞注：“道，谓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晓也。《礼记》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异端改作也。”
23.杨倞注：“无名则物杂乱，故智者为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实事也。”
24.杨倞注：“《新序》曰：‘子产决邓析教民之难，约大狱袍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袍衣、襦袴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郑国大乱，民口哔哔。子产患之，于是讨邓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类也。”
25.杨倞注：“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乱其名，畏服于上，故迹长也。”又检《荀子·正名》：“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26.“同轨”也成为大一统的代名词，杜甫《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向非刘颢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照室红炉簇曙花，萦窗素月垂秋练。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霰。”（引文据[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00-501页）
27.王先谦《集解》第414页：杨倞注：“奇辞乱实，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习。”
28.何晏集解：“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受其赐者，为不被发左衽之惠。马曰：‘微，无也。无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
29.包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何晏引包咸：“老彭，殷贤大夫也。好述古事。”刘宝楠：“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亲之。”邢昺疏：“此章记仲尼著述之谦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老彭，殷贤大夫也。老彭于时，但述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犹不敢显言，故云窃。”注“包曰”至“之耳”。正义曰：云，“老彭，殷贤大夫”者，老彭即《庄子》所谓彭祖也。李云：“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故以久寿见闻。”《世本》云：“姓{饯}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饯}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尧臣，仕殷世。其人甫寿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30.孔颖达疏：“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书，有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汝当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职事，在于百官。’言其见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听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于彼天邑商都，欲取贤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怜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当然。”
31.由于是被征服的部族，由于周人对商人的防范，商人直至春秋时期都被当作蠢人看待，这最典型的就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庄子》）、揠苗助长（《孟子》）、守株待兔（《韩非子》）、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子鱼论战》）。
32.邢昺疏：“俎豆，礼器。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孔子之意，治国以礼义为本，军旅为末，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今灵公但问军陈，故对曰：‘俎豆行礼之事，则尝闻之。军旅用兵之事，未之学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其意亦与此同。军旅甲兵亦治国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礼，欲国内用兵；此以灵公空问军陈，故并不答，非轻甲兵也。”
33.《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34.《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35.孔子自认为是继承周文王的，《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36.邢昺疏：“此章言夏、商之后不能行先王之礼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国，言夏、殷之后也。孔子言，夏、殷之礼，吾能说之，但以杞、宋之君ウ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献，贤也。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云‘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后’者，《乐记》云：‘武王克殷，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是也。”
37.邢昺疏：“此章论殷有三仁，志同行异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者，微子，纣之庶兄。箕子、比干，纣之诸父。见纣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为奴，比干以谏见杀。‘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爱人谓之仁。三人所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也。”
38.邢昺疏：“夷、齐，孤竹君之二子，让位适周。遇武王伐纣，谏之，不入。及武王既诛纣，义不食周粟，故于河东郡蒲坂县首阳山下采薇而食，终饿死。虽然穷饿，民到于今称之，以为古之贤人。此其所谓以德为称者与？”
39.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贤者。’郑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孔曰：‘但能言应伦理，行应思虑，如此而已。’包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马曰：‘清，纯洁也。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马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
40.又请比较《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邢昺疏：“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无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称直道而行也。”
41.孔子尤其崇尚志节的坚贞，《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邢昺疏：“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帅，谓将也。匹夫，谓庶人也。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42.邢昺疏：“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小彫伤；若平岁，则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朱熹集注引谢氏：“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
43.邢昺疏：“凡建邦立国，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丰镐，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谓用其木以为社主。”
44.邢昺疏：“此章记孔子言正废乐之事也。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应聘诸国。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也。”
45. “3-275”表明此件文献图版见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三册，第275页。
46.这一方面的同源词很多，参考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87-89页。
47.皇侃义疏：“或通云：择友必以忠信者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论余才也。”邢昺疏：“无友不如己者，言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过”指交友之过，皇侃：“一云：‘若结友过误，不得善人，则改易之，莫难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为贵。”
48.何晏集解：“不学而思，终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49.何晏集解：“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以君子小人相对，故观文为说也。”
50.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邢昺疏：“此章别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则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51.何晏集解：“君子自纵泰，似骄而不骄。小人拘忌，而实自骄矜。”邢昺疏：“此章论君子小人礼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纵泰，似骄而实不骄。小人实自骄矜，而强自拘忌，不能宽泰也。”
52.何晏集解：“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马曰：‘面柔也。’郑曰：‘便，辩也，谓佞而辨。’”邢昺疏：“‘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者，直谓正直，谅谓诚信，多闻谓博学。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益于己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谓面柔，和颜悦色以诱人者也。便，辨也，谓佞而复辨。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损于己也。”
53.请比较邢昺疏：“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直遥反，下同。便，旁连反。便便，辩也。宗庙，礼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但谨而不放尔。”
54.请比较《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何晏集解孔安国注：“誾誾，中正之貌。”也就是郑重其事，“踧踖”，何晏引马融注：“恭敬之貌。”与与：何晏引马融注：“威仪中适貌。”又皇侃义疏：“与与，犹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这些都是“礼”言，体现的是郑重。
参考文献： [1]（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甘霖.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甘霖.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M].北京：中华书局，2022.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俞正燮.癸巳存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7]向熹.简明汉语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9]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30.
【文章来源】从哲学、史学、文献学角度全面整理、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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